毛泽东是1893年出生的，胡适呢，比他早两年，1891年就来到了这个世界。到了1918年那会儿，毛泽东还在上中等师范，而胡适已经是个大名鼎鼎的学者了，他因为推广白话文和改进文学而一下子出了名。

毛主席到了北京，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干起了图书管理员的活儿。那会儿，胡适刚从美国回来，在北京大学当上了教授。他俩就这样在北京大学碰面了。年轻的毛主席特别想学习新知识，所以对胡适很是尊敬和佩服。在北大期间，毛主席老爱跑去听胡适讲课。

毛主席说过，他最爱看的杂志是《新青年》，他最佩服的人是胡适和陈独秀。胡适也被这位好学上进的“学生”给迷住了。他不仅给年轻时的毛主席指思想上的路，还支持了他的革命行动。

不过，抗战结束后，他们俩因为政治看法不一样，就各走各的路了。但在推广中国语言改革，让白话文更加普及这件事上，胡适和毛泽东还是想法一致的好伙伴。

语言普及行动

国语推广行动是从清朝末年一直到1949年，中国努力让大家都学说官方话，并以此为基础来定一个大家都能懂的汉语和标准国语的活动。这个活动喊出了“说话和写字要一样”以及“全国都说一样的国语”这两个大目标。

清朝末年，中国碰到的大难题是，老百姓像没粘性的沙子，聚不到一块儿，这主要是因为大家说话都不一样。各地都有自己的方言，有的地方方言差别大得离谱，到了新地方，话都听不懂了。再加上那时候战乱多，人们到处跑，交流起来更是难上加难。

除了不同地方说话不一样，不同社会层次的人说话也有差别。从隋朝开始，读书人要参加科举考试，得进私塾，学习一套正规的书面语言。而在官场上，官员们交流时用的也是特定的官场用语。

寻常百姓因为没机会上学，所以不认识汉字。就算有的能认出字来，但读音不对，也不懂意思。这样一来，说话和写字就成了两码事，说话一套，写字又是一套。

文人学士把控了写书的权利，就像把教育的好东西都给占了。读书有文化的人和老百姓之间，聊起天来都像在两个世界。普通老百姓呢，也就只能去寺庙拜拜，或者看看当地的戏曲，从那些故事里头，学点人生道理，当是自己的一种学习。

经过两千多年的演变，语言差异让社会变得四分五裂。到了清朝末年，外国列强打进来的时候，咱们国家的老百姓大多都不识字，这样的文化水平怎么能跟外敌抗衡呢？所以，那时候的知识分子特别着急，想让大伙儿都变得聪明起来，教育也得改改。而要让全国人都能顺畅交流，统一国语就成了当务之急。

国语其实就是用北京话来讲的白话。五四运动时，大家喊的一个响亮口号就是要“扔掉老一套的道德观念，拥抱新的道德；别再写晦涩难懂的古文了，多用白话文”。希望国语怎么写，就像我们平时怎么说话一样自然。把那些拐弯抹角的说法去掉，让每个人都能轻松听懂、说出来。

陈独秀、李大钊、胡适、钱玄同、叶圣陶这些人，都是推动语言文字和文学变革的领头人。鲁迅呢，他也很厉害，用白话文写了《狂人日记》、《呐喊》这些小说，给白话文学打了个好基础。

毛泽东和推广普通话有了不解之缘。

1916年，蔡元培、黎锦熙等人一起创办了国语研究组织，他们想出了国语的规范，还设计了注音符号，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更容易学会说国语。黎锦熙是改进汉语的大专家，他还教过毛泽东在师范读书时的语文课。

毛泽东在师范学校读书的时候，就和语言结下了不解之缘。那时候，他就琢磨着要改革教育，自己动手编写新的教材。为此，他到处找文字学、语言学的资料来学习研究。

碰到胡适后，胡适劝他要多去钻研些问题。毛泽东随即写下了当时社会上值得研究的多个问题，比如“白话文该咋推广”和“怎么编写国语教科书”这两大难题。

毛泽东在北大钻研中国事务时，碰到了一个可以去法国深造的好机会。邓小平、周恩来、蔡和森他们也都抓住了这个机会，去了法国进修。这个出国留学的机会，是蔡元培和吴玉章在北京发起的，他们鼓励年轻人去法国开开眼界，了解新社会制度，研究共产主义理论。

毛泽东原本打算要去法国留学，但就在快要走的时候，他突然决定不去了。这让当时很多人感到奇怪，这么好的机会怎么就不去了呢？毛泽东对此解释说，虽然有人去国外学习很重要，但同样也需要有人在国内研究问题。

毛泽东之所以留下，部分原因是受到了胡适观点的影响。胡适在《非留学篇》里写到，去国外留学的人一大堆，但真正能学到真本事的没几个，其实在国内也能学到不少东西，不一定非得出国。

毛泽东也曾找胡适商量，胡适支持他不要出国。这样一来，毛泽东就更加下定了决心留下来。留在国内后，毛泽东更加用心地学习中文和研究中国的情况。

事实证明，毛泽东说话特别有感染力，让很多有才能的将领都愿意跟着他闹革命。他还是党内最懂国家情况和农民心思的领导人。

1919年7月14日，五四运动正闹得欢，毛泽东在长沙搞了个新杂志，叫《湘江评论》。在第一期的开头，他特地说了，这杂志里的文章，用的都是咱们平时说话的白话文。

宣言的第二段讲道：“世上啥事儿最大？吃饭这事儿最大。啥力量最牛？老百姓团结起来的力量最牛。啥都不用怕，天不用怕，鬼不用怕，死人不用怕，当官的不用怕，军阀不用怕，大老板也不用怕。”

这段话现在看挺普通的，就像咱们平时聊天一样。但在那时候，这种文风可是前所未有的新潮。它用这么接近日常说话的方式，让更多人能听懂，激起了大家的情感共鸣。这就是白话文的厉害之处。

毛泽东说话特别有感染力。

毛泽东特别爱说那些既深刻又易懂，让人听了觉得新鲜的话。他对于那些枯燥难懂、老套乏味的表达非常反感。在延安的时候，他大力改进党内的说话方式，觉得啰嗦没重点的话会影响革命事业。

毛泽东用白话文写作是为了更好地进行革命宣传，而非简单地玩弄文字。等新中国成立后，新时代有新要求，语言也得跟上时代步伐，因此，又掀起了一波语言改革的风潮。

1958年1月，毛泽东动手写了个《六十条工作方法》，里面提到说话和写文章都得做到“清楚、直接、有趣”。对于说话写文章不好的，毛泽东历来都会直接指出问题。有次，他看到一份经济报告，内容挺好，但觉得文字写得不够味。

毛泽东评论道：“我看了两遍，还是没太明白，看完就忘了。感觉就是把一些想法随便凑在一起，像堆沙子，没有条理。既不准确也不清楚，句子也不通顺，更没有那种一目了然、一往无前的气势。”“你们是不是故意让人看不懂啊。”

毛泽东勇于直接点出问题，这既展现了他作为大政治家的胆量，也因为他本身就很擅长运用语言。毛泽东创造了许多新颖别致的词汇。

比如说，“半边天代表女性力量”“谈论国家大事”“珍惜每分每秒”“全心全意为人民工作”这些说法。还有一些话，虽然不是毛泽东最先说的，但他让它们变得更流行，像“纸老虎比喻外强中干”“讲求实际情况”“枪和笔都很重要”“小火苗也能烧遍大地”“各种思想和文化都应该发展”等等。

这些词汇，就像被重新包装了一番，用打比方、代替的老办法，从以前的说法里跳到了讲中国革命的新场合，带上了新的意思。毛泽东用他的文字功底和丰富的想象，让这些词汇焕发了新生。

毛泽东关于说话的方法和技巧的看法。

说到学语言，毛泽东有他自己的看法。他觉得，学语言得肯吃苦，得去跟老百姓学那些鲜活、接地气的说法，让语言更贴近日常生活。

再者，咱们得从别的国家的语言里找些能用的新词。毕竟咱们中文里原来的词不够用，现在社会发展快，新事物新概念层出不穷，得靠引进些外国词来给咱们的老词库换换血。

第三，就是要认真钻研咱们中国的老词儿和故事。古人的智慧里不乏好东西，值得咱们把好的那部分继续传下去。

毛泽东发现，很多人说话都显得有点“僵硬”，这其实是长期受文言文规范影响的结果。他察觉到了民间语言的鲜活与旺盛的生命力。在看待西方文化和中国古典文化时，毛泽东的态度并非绝对对立，不是简单地非此即彼。

不管是西方的还是中国古典的知识，只要对现在说话有帮助，都得吸收进来好好学。还有个很关键的认识，那就是学语言得吃苦努力，这点很多人都没注意到。

每个人每天都会说话。因为用得太熟了，就不太在意说得准不准确了。越简单的事儿，大家越不当回事儿。毛泽东告诉大家要认真对待说话这事儿，这其实是个很明智的学说话的方法。

毛主席自己就是个身体力行的好榜样。他熟读《资治通鉴》，对古典文学也很有钻研。他写的近代诗，用词质朴却广受好评。正因为肚子里有不少典故，所以他写诗时能联想到很多隐喻，创造新词时也总能恰到好处地引用经典。

同时，他说话的特点就是“精确、直白、有趣”。直到今天，党内纠正说话和写文章的风格，还是按照毛泽东的要求来。对于咱们普通人来说，按照毛泽东对语言的要求去做，也能让自己的表达更上一层楼。毛泽东在推广白话文上的成就，如今依然能给大众带来启发。

参考信息

王开扬探讨“毛泽东如何助力中国语文发展”发表于《毛泽东思想研究》2014年5月刊。

“聊聊毛泽东的说话和写文章风格” 党史快速看 2016年11月15日

陈晋：将“话语标记”深植于思想与历史的深厚大地 澎湃新闻 2020年7月